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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村里的人热情地帮我指路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意大利人。一个正揽件的快递小哥说，他常给老安送件，有时老安还会给他递根烟，闲聊一会儿。

　　老安原名安德烈·卡瓦祖蒂，大学时在威尼斯学汉语言文学。老安说，选专业的时候挺迷茫，大家都觉得学理工科更容易找工作，但他喜欢文学、摄影。

　　受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《中国》影响，再看看世界地图，老安对这个版图辽阔的国家产生了兴趣。“索性就冒个险，学汉语言文学吧。”

　　1981年，大三的老安碰巧获得去中国学习的机会，这是他第一次进入课本中描述的世界。在中国的日子里，老安背着他的相机到处跑、到处拍。

　　采访时，老安看了看我手中的相机说，年轻的时候我们这帮人都没钱，但又喜欢摄影，于是就去二手市场淘设备，要不就是借机器，无论怎么样也得拍，大家都比较理想主义。

　　读书时玩摄影的老安拍了不少国家。看着传教士拍摄的18、19世纪的中国，老安觉得中国的风景、人的打扮很不一样，他想用相机记录这份“不同”。

　　老安最初先到的南京，后来又去了上海。他觉得当时人们的心态很有意思。在摄影集《稍息：1981—1984年的中国》中，老安用镜头定格了人们不同的神态，或好奇、或兴奋、或茫然......

　　在他看来，当时的中国处于一段较为平静的时期，有一些新鲜的事物和思想涌入，老百姓们还在琢磨着未来该怎么走，都有些茫然，但也比较兴奋。因此，他将摄影集取名为“稍息”。

　　一天，老安在上海和平饭店的电梯里碰到两个做进出口贸易的意大利人。听着老安流畅的中文，这两位老乡决定让他在毕业后到香港入职。老安觉得自己挺幸运，本以为就业是个大问题，没想到误打误撞碰上了好机会。

　　1990年，老安就职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要在北京设立办事处，老安便离开了香港到北京定居。这份工作让他有了一些积蓄，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影像生涯。

　　和人艺导演合作为戏剧做多媒体影像、拍摄王小波等文艺界人士专访视频、拍电视台专题片......回想这几十年的拍摄，老安觉得中国有特别多有意思的人。

　　和老安一起看他和徐星合作拍摄的纪录片《五加五》时，老安对拍摄趣事侃侃而谈，他说最开始没想到能碰上像老金这样的人。

　　老金原先是住在北京宋庄的一个农民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一批艺术家迁入宋庄，花一万元人民币买间平房开工作室。这些艺术家里有的成名了，卖画卖了几千万元。宋庄渐渐发展出了“画家村”的名号。

　　包含老金在内的村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，觉得艺术是个产业。老金便不再种地，当上了黑车司机。“为艺术家服务”是老金的口号。那里的艺术家想叫车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老金。

　　有的艺术家对老金的评价是“不管多晚喝多了酒，他全都带你回去”。老金载着艺术家各地跑时也发生了不少趣事，比如被喝多了的画家赶下车等等。

　　一个能说会道、爱“唠艺术嗑”的农民在艺术家圈子“如鱼得水”。现代的“痛车”是将喜爱的动漫角色字画喷在车上，老金的“痛车”则是由艺术家们的签字完成的。

　　老金后来还自己画画。宋庄独特的环境和氛围给原是农民的他添了一些生活调味剂。宋庄汇聚了形形的人物，他们的生活交集和处世态度展现了社会变迁下人们的新风貌。

　　“我也不知道什么有意思，什么没意思。反正有一点苗头我就去探究一下。”老安说这是他的风格，当初想去拍宋庄时也没什么思路，和几个艺术家朋友闲聊后才知道有老金这个人。他当时想，真是凑巧，但也多亏和这些朋友聊聊才有所收获。

　　老安是一个很放松的人，用现在的话讲叫有“松弛感”。他喜欢和人打交道，他的拍摄也更关注大众的生活。他希望能够记录下这些鲜活的、有生命力的形象，让观众平静地看待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选择、矛盾、优劣，理解不同背景的人所表现出的不同反应和态度。

　　采访结束后，老安还向我介绍了其他在中国定居的意大利朋友，期待下次大家可以一起坐下来聊聊。